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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误读的“鸳鸯蝴蝶派”:包天笑、周瘦鹃

2016-06-13 11:00:08 凤凰读书 汪兆骞  [  ] [  ] [  ]  打印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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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文摘自《民国清流2:大师们的“战国”时代》 作者:汪兆骞 现代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

  被鲁迅或某些人称为“鸳鸯蝴蝶派”小说的,是以上海为中心,成形于明末清初,火爆于“五四”之后,或用文言或用白话书写的小说。它们已超越了志怪、传奇、讲史、神魔、狎邪、侠义、公案小说的遗风流韵,在新思潮的影响下,更多关注社会、世道、婚恋和人生。以雅文学自居者,即以调侃、戏谑并带有贬义地将这类一开始多写才子佳人后来又着重表现婚姻、家庭及某些感喟人心多变、世道歧路的作品,统称为“鸳鸯蝴蝶派”作品。这既失之公允又不准确,更显示这些论家和史家的审美能力的低俗。

  叶圣陶的早期文言文小说如《穷愁》《贫女泪》等,林语堂的《京华烟云》,张恨水的《啼笑因缘》《金粉世家》,包天笑的《上海春秋》,周瘦鹃的《风雨中的国旗》,秦瘦鸥的《秋海棠》等,都是被冠以“鸳鸯蝴蝶派”创作的影响那代人的优秀作品。

  包天笑在他主编的《小说画报》创刊号卷首语中说:

  盖文学进化之轨道,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话之文学,中国先秦之文多用俗话,观于楚辞、墨、庄,方言杂出,可为证也。自宋而后,文学界一大革命,即俗话文学之崛然特起……即如小说一道,近世竞译欧文而恒出以词章之笔,务为高古以取悦于文人学子,鄙人即不免坐此病,惟去进化之旨远矣。

  此论,比不上胡适、陈独秀所倡导的新文学革命的宏阔视野,但在继承文学传统、反对迷信舶来的东西方面,却有清醒的认识,其进步意义不可小觑。

  所谓“鸳鸯蝴蝶派”,并不像语丝派、新月派及创造社那样有组织,有文学纲领,有社团出版社和社刊。即使有三五同好,组成小团体,出版刊物,也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或者系统理论,甚至连名称都没有。这个小说流派是由无数创作个体构成的独特文学景观。鉴于他们对文学的独特贡献,理应在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,但至今,也没有得到客观的历史评价,甚至他们那被人冠上的“香艳”、充满鄙视的“鸳鸯蝴蝶”之名,都没有被摘掉,至今仍被沿用。1922年8月,赵眠云、范烟桥、顾明道、郑逸梅等苏州小说家组织了文学社团“星社”。同年9月,戴望舒在杭州也组织了青年文学社团“兰社”,是对“星社”的呼应,并形成掎角之势。其成员有施蛰存、戴望舒、张天翼、杜衡等。为了加强交往,“兰社”专程到苏州访“星社”,并在阁门酒家、吴苑茶室聚餐品茗,联欢交流了整整两日。施蛰存在《〈逸梅选集〉序》里记曰:“两个社团的社员,可以说都是‘鸳鸯蝴蝶派’的青年团员,桴鼓相应,互通声气。”施蛰存的短篇小说集《江干集》,特请“鸳鸯蝴蝶派”文人王西神、姚鹓雏等题诗。

  施蛰存等经过“鸳鸯蝴蝶派”的影响、扶掖,成长起来,壮大了自己的声势,其作品既有“鸳鸯蝴蝶派”的痕迹,又有新文学的神韵。

  对文学研究会和左翼作家联合批评“鸳鸯蝴蝶派”“恶趣味”时,无视“鸳鸯蝴蝶派”有不少作品批评社会不公、讽刺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内容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法,采取虚无主义、宗派主义全盘否定,一棍子打死的态度,施蛰存进行了反击。他在《“文”而不“学”》中指出,文学不是高深莫测的,而是可亲、可感的。他针对有些人贬低张恨水的作品不是文学的错误观点,说:“知道张恨水的作品是小说,而茅盾、鲁迅的作品是文学,他所需要的是小说而不是文学,于是新文学的读者群永远不会大过旧文学的读者群了。这固然一半也由于读者的趣味堕落得太低级,但一半也由于把文学的地位抬得太尊严,使一般人的欣赏能力不够仰攀。”施蛰存在这里肯定了张恨水的小说,因接地气而被广大读者欢迎,而对茅盾、鲁迅的作品门槛太高作了善意的批评。

  施蛰存不同凡响地为“鸳鸯蝴蝶派”辩护,在当时“左倾”、宗派主义徘徊的文坛,不啻一种理性的合乎文学自身规律的声音。他说,“对当时的左翼理论家有些不同意见,但决不建立派系,决不和左联对立”。正如他在《现代》杂志《创刊宣言》上声明的:“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、主义或党派。”

  在施蛰存看来,文学艺术应该是没有门派偏见,对不同类型的文学思潮均应持欢迎态度。现在看来,施蛰存的文学观,是符合文学自身规律的。

  民初以来,这个文学流派最有声望的代表人物,首推包天笑和周瘦鹃。

  包天笑,1876年出生于江苏吴县。年轻时参加科考,得秀才功名。后受西方新学影响,热情支持辛亥革命,在苏州联合同道,组织励学会,开办东来书店出售新书新报刊,创办译载政治、法律及小说的月刊《励学译编》。又创办刊登国内外、本地新闻之旬刊《苏州白话报》。因当时苏州尚无铅字印刷术,只能木刻制版印刷,为我国近代报刊史上之奇葩。

  包天笑,类似鲁迅、周作人,都是以翻译小说走上文学之路的。二十五岁时与杨紫合译《迦因小传》(即《迦茵小传》),发在《励学译编》上。后他又“翻译”莎士比亚、雨果、大仲马、契诃夫等四十余种作品。有的还被搬上银幕,引起轰动。包天笑略通日语,与早他几年因“译”《茶花女遗事》等一百七十一种西方小说而风行一时的林纾一样,都是靠友人口头译述或笔译后,再由他整理润色。因此,包天笑的“译”作,犯有与林纾一样的“都不甚信实”,“任意删节原文”的毛病。如包天笑翻“译”《迦茵小传》时,他有意删去了迦茵未婚先孕的事。包天笑自己说,乃出于“保守旧道德”。后来还酿成文坛一桩公案。阿英在《翻译史话》中写道:

  那进步一些的,对于迦茵未嫁而孕的事,自然是予以原谅。那守旧的呢?起初读了蟠溪子(杨紫)、天笑生(包天笑)的翻译,是极口称赞,到这时却态度一变,不齿迦茵之为人,把她打下了九渊。这真可以说是哈葛德的不幸,也确实是迦茵小姐的无名的悲哀。

  阿英这段文字语焉不详,并没交代清楚“酿成文坛一段公案”。鲁迅先生之《上海文艺之一瞥》,道明其究竟:

  然而才子+佳人的书,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,那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《迦茵小传》(H.R.Haggard:Joan Haste)。但只有上半本,据译者说,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,非常之好,可惜觅不到下册,无可奈何了。果然,这很打动了才子佳人们的芳心,流行得很广很广。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,将全部译出,仍旧名为《迦茵小传》。而同时受了先译者的大骂,说他不该全译,使迦茵的价值降低,给读者以不快的。于是才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,实非原本残缺,乃是因为记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,译者故意不译的……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。

  但鲁迅不只是来讲这桩文坛公案的。他的笔锋一转:

  这时新的才子+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,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,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,柳荫花下,像一对胡蝶,一双鸳鸯一样,但有时因为严亲,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结局,不再成神仙了,——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。

  鲁迅文中,是肯定包天笑小说的进步?不对呀,这是德国作家的作品,因此说“一个大进步”是张冠李戴了。鲁迅的文章,有时也不够严谨。但鄙视“胡蝶”“鸳鸯”派,也很清楚。

  包天笑还关心少年儿童的伦理教育,他以“教育小说”闻名于时。1927年,范烟桥在《中国小说史》中说,包天笑“所为长篇小说,以教育小说为最,如《苦儿流浪记》《孤雏战遇记》《青灯回味录》……皆载教育杂志,得教育部褒奖”。

  包天笑1906年移居上海。在沪期间,包天笑对促进小说繁荣和推动白话文学方面,特别使小说文本多样化方面,都是有不可代替的贡献的。

  在上海,包天笑出版了《上海春秋》,小说展现了上海十里洋场的靡腐、醉生梦死的“社会情状”,小说人物活动的场所,皆是勾栏柳巷、青楼妓馆,人物也多心理阴暗。虽揭露了社会某些阴暗面,但多是表面罗列。包天笑自己说,盖此书之旨趣,不过是描写近十年来大都市上海社会之状况,别无重大意义。可见他是清醒的。他的另一长篇是《留芳记》,以梅兰芳贯穿全书,写民国革命的史实。因内容多艳事逸闻,历史生活只是浮光掠影,不是深刻地观照历史,其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不高。独在反映一些文化人的迷茫的精神面貌上,具有某些真实性,有一定认识价值。如果读1927年1月在上海的郁达夫的日记,你会看到即便是追求革命者之郁达夫,他的行为和精神状态与包天笑笔下的人物也颇为相似,如为了爱情的失魂落魄,“去大世界听妓女唱戏”,“喝醉了,就上马路上打野鸡(妓女) ”,“去燕子窝吸鸦片”(1927年郁达夫《日记九种》)。

  可见包天笑的作品多源于生活,并非为招徕读者而胡编乱造。他署名吴门包天笑生,于192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长篇小说《留芳记》,就是以梅兰芳贯穿起清末民初那段历史的较为严肃的作品。

  梅兰芳是民国时期梨园界最灿烂的明星,也是新闻人物,他曾受邀到美国、苏俄、日本去演出,曾轰动世界,成为卓别林级别的世界艺术大师。他与民国清流们也来往密切,是胡适等教授学者的友人,当然,也遭到鲁迅莫名的贬斥。所以,以梅兰芳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大行其道。


以小说为例,当时风行一时,就有穆儒丐的《梅兰芳》和包天笑的《留芳记》。《梅兰芳》以“犀利的影射性叙事,彰显了批判和警戒之意”,但其内容涉及梅兰芳早年的私寓经历。私寓又称相公,被男性玩弄或被贵妇包养。当时文人墨客亦多喜到名伶家赋诗宴游。私寓是当时梨园风俗。自民国始,尊重伶人人格,私寓亦被官方禁止。私寓虽是生活、生存所迫不得已而为之,但毕竟是伶人最伤痛、最无尊严、最不愿人提及的经历。故受到广大梅迷们的声讨,酿成轩然大波。以致连载《梅兰芳》的京师《国华报》被勒令停刊。为此,穆儒丐便与梅迷们结下宿怨,从此写文著书,更肆无忌惮地攻击梅兰芳。其《选举伶王记》,变本加厉地揭梅老板的老底,还影射了力捧梅兰芳的齐如山。因梅迷势力较大,穆儒丐在北京受到排挤,报馆也不敢再聘用他,只能出关远走东北。他在完成了《梅兰芳》全书后,交给有日本背景的盛京时报出版社出版。梅迷闻之,即买断小说,然后销毁,故《梅兰芳》一书存世极少。《梅兰芳》小说生动地反映清末民初梨园的时代变迁,还原了历史现场,呈现了梨园的生态,很有史料价值。而作者穆儒丐,实为一任性、偏激的才子,逞一时意气,而浪费了人生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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